11月15日，由金融界主办的“金融界2019中国上市公司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重要领导与专家、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媒体等共300余位嘉宾参会。围绕实业、资本、发展、治理等关键话题，诠释“向善、向上、向好”，探讨社会责任与责任投资，以创新与协同凝聚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
图为：金融界2019中国上市公司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现场
金融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志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的阶段需要新的要素，而把这些新的要素与实业发展、资本市场发展更好地结合，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课题。“因此，我们把论坛的主题定为：向善、向上、向好，期待大家在此产生更多富有建设性的共鸣。”当前企业经营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专业化能力越来越重要，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经过多年的下沉后，已全面影响到产业链与分工，正在促成新的结构。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也在迭代进化。科创板带来的制度变革影响深远，市场对科创和优质公司的资源分配也在发生着比以往更大的变化；金融市场开放，国际投资者涌入，必将带来新的价值的碰撞与融合，ESG、责任投资等可持续发展理念，已在市场中逐渐转换为实实在在的投资因素。“新结构又带来大量新的需求、新的场景，它们融合成新的发展浪潮，正影响着未来十年甚至更久。”
图为：金融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赵志伟
屠光绍：当下ESG有五大特征更重要是推动实践落地
价值追求驱动更负责任的可持续行动。在诠释“向善、向上、向好”时，ESG是一个重要的理念。随着外资跑步入场，上市公司对于ESG在责任投资中的标尺应该更清晰。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屠光绍教授在论坛中，做了《ESG投资：国际趋势与中国实践》的主题演讲，他从演变、特征、共识、推进和中国实践五方面来进行分享。
图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 屠光绍
从演变来说，首先要清晰，ESG原本是分散的三个要素，即：E（Environment）-环境、S（Social Responsibility）-社会责任、G（Governance）-公司治理。从1800年责任投资理念萌芽，到1965年现代责任投资起源，经过漫长周期演变发展，历经多个重要节点，最终形成当下的ESG。
屠光绍表示，当下ESG有五大特征。“我们到国际上打交道已经很难不谈ESG了，在金融市场、在投资界，这是全球的趋势。其中，收益和社会责任这两大特征变化非常重要。过去很多人往往把两者对立，认为要有收益就不能承担社会责任，因为社会责任是社会效益，反过来要承担社会责任，就不要谈收益，现在当代的特征已经变成了一个收益和社会责任的统一。这并不矛盾，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新的金融和投资的理念和实践。第三，ESG从单个机构的推动变成了社会的合力，政府提倡，业界参与，学者在研究，媒体也在参与，多种力量推动ESG共同向前发展。第四，研究和实践互动。我们说研究，不只是要研究概念、理念，更重要的是研究它怎么具体落地，包括在投资过程中ESG的战略构建，一直到它投资的模式，最后具体的资产组合，怎么体现这个ESG。第五，中国和世界在ESG的互动方面越来越深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境外资金不断进入中国，这种交融使中国与全球在ESG方面有了更多互动。这种互动体现了我们推动世界的进步，以及中国自身的进步，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征，既有历史演进，也有当代需要。”
屠光绍认为，ESG的共识和推进重在行动。“ESG与绩效正相关性已经被发现了，所以ESG才能逐渐成为金融和投资活动的主流。不光是理念，还有实践性。这个实践要求不仅需要有宏观责任，同时一定能够落地。ESG真正要做投资，必须能落地，化为具体的投资产品和工具。同时，还有具体的考量，具体的评估。当然这也是它的复杂性，既需要宏观责任，也需要微观体现。”屠光绍认为，一定要基于事情情况，真正的把ESG放在具体的场景和结构中，“举个例子，在被动投资的时候，ESG怎么体现？主动投资要考虑哪些因素？都需要有微观的体现，要有不同的工具和方法。比如，进行股权投资时，所投的股权比例是不一样的，投2%和投20%不一样，投20%和投50%以上又不一样，有控制权的投资和做财务投资的也不同。那么对于公司治理来说，作为投资主体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怎么表达对ESG的重视，对公司治理方面的重视？”
在中国的ESG实践方面，屠光绍认为应该更重实际效果。他表示，“中国实践里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重视程度有待加强，ESG数据尚未形成体系，金融界可以做进一步的工作。”屠光绍强调，重点是推动实践，中国企业和资管机构下一步可推进的工作上，如：与国际组织、联盟开展合作，进行责任投资专题研究；在二级市场，资管机构可一方面在不同的市场优先开展被动的责任投资的指数投资；另一方面在委托管理人的尽职调查中加入更多责任投资因素；在一级市场，可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发挥好作为集体经济投资人在促进公司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要注重探索具体的投资方法，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随着ESG责任投资不断推广，不断丰富，我想不仅是造福于我们企业自身，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也能够推动我们整个社会的进步。”
宋志平：公司治理有四条底线创新要目的清晰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在会上表示，“向善、向上、向好”的主旨，也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正在开展的中心工作，“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核心就三条：规范发展即‘向上’；要努力创造好的效益，这是‘向好’；要负责任、要有责任，这就是‘向善’。”
图为：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 宋志平
宋志平表示，如果把A股、H股和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加起来，现在中国上市公司共有4800家，而美国是4400家，中国上市公司的数量超过了美国。同时，上市公司在总市值、细分产业覆盖度、中国500强企业、纳税等方面数据，都显现出，“是我们中国企业的优等生，是我们中国企业的基石、台柱子和脊梁。搞好上市公司，才能搞好我们的资本市场，才能搞好我们整个中国的经济。”
“我今天还带来一组数字，我认为非常重要：从2006年到现在，A股上市公司一共从市场募集了12.6万亿人民币资金，分了多少红呢？从2006年到现在，分了7.8万亿的红，分红率是多少呢？60%。2018年股息率是2.41%，远远高过大家的存款利息。也就是说，总体上来看，我们的上市公司这些年的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我们广大的投资者所做的贡献，我觉得还是应该充分肯定，还是应该积极正面的来看待我们的上市公司，不能因为有个别的上市公司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就爆炒一番，就以偏概全，就把整个上市公司说得一无是处。”
宋志平表示，上市公司成绩是巨大的，要积极正面的看，要充满信心；同时，也不要回避存在的问题，要扎扎实实的去解决。“我觉得这用不着回避，这也符合事物本来的规律，有好的就有差的。上市公司的质量，它也是一步一步给做好的，它是经过大家的努力而逐渐成为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但同时如果高质量上市公司，你不努力，你有可能衰败成一个差的上市公司，它是一个动态的。”
宋志平表示，高质量发展的公司是规范治理、效益良好、可持续发展、对股东和社会负责任的公司。他强调，上市以后要按照原则和规则去做，公司治理有四条底线：一是要有初心，二是要有敬畏，三是不能炒作自己的股票，四是不能侵害公司的利益。“习总书记说，做企业，做实体经济就得心无旁鹜的做好主业，本分经营。咱们做上市公司，都有主业，在开始募集资金的时候、发公告的时候就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后来呢？我们是不是坚守了主业呢？所以，这些问题真的都值得我们思考，本本分分的进行经营。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思想深处的问题，就很难按照规则去做。即使有规则，也起不了真正的作用。所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原则立场应该深植于上市公司的董监高各级管理层的心中。所以，我今天也想借这个机会给我们全国的上市公司、董监高喊话，我们这些初心，我们这些敬畏，我们这些底线，我们这些本份，我们应该认真的去想，我们应该做到，我们应该把持。”
宋志平接着谈到，如何创新发展？他分享了熊彼特、德鲁克、克里斯坦森等经典经济和管理研究中对于企业创新的研究与发展，“从熊彼特的理论来看，我们核心要吸收的是，生产要素、新的组合、新的函数重新组合，就是创新。而资本的作用是创新的杠杆，企业家是创新的灵魂；从德鲁克的理论来说，我认为重要的是，创新要进行有效的创新，有目的的创新，无效和无目的的创新风险巨大，而有效、有目的的创新，使得创新的风险可以降低90%。同时，我认为创新不光是高科技，中科技、低科技、零科技都可以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很多都是零科技创新。在美国，高科技创新对经济的贡献率只有25%，75%是中科技、低科技和零科技商业模式的创新。”
“我们要鼓励创新，但是我们在创新上也要十分谨慎，要有效、有目的的进行。我也给上市公司讲，原本你是高科技的就做高科技，你是做中科技、低科技、零科技的，你也不丢人，你依旧在创新。我们要创新，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创新，不要跟风，不要搞热闹，而是要扎扎实实的，有效、有目的的去做与自己能够结合起来的那些创新。”宋志平还表示，作为上市公司和中国证监会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将持续加强沟通、交流、培训，致力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季晓南：推进混改中难点问题解决促进国企民企共同发展
混改作为促进国企、民企共同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有什么新变化和要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前主席季晓南在题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及民营企业投资机遇》的主旨演讲中表示，在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点任务中，混改是摆在第一位的。
图为：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前主席 季晓南
季晓南首先谈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概念意义及进展情况。他表示，“混合所有制”的概念现在认识越来越趋同，但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都很清楚。“到底什么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呢？我的理解是：它的属性是不同所有制资本之间的融合，本质是公有资本与非公资本的融合，重点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融合，难点也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融合。这种界定更符合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它有利于调动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两个积极性，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季晓南认为，这其中一大难点是一股独大容易出现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股份制改革也好，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好，要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股权结构，要制衡。国企改革40年要反思和总结的是，要大幅度调整现在的股权结构，包括上市公司，国有也是一股独大，民营也是一股独大，集团公司的管理方式穿透式的影响到了上市公司，这个基础不解决，只能靠长期的高强度的政府监管，它的治理基础是不存在的。”他认为，混改的重大意义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二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三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要突破口，三四是增强国企和民企活力重要动力，五是竞争性市场结构重要助推力量。
季晓南表示，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包括试点数量提速、混改范围扩大、股权结构优化、资产证券化提高等，业务转型明显，企业绩效改善。截至目前，重点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实行三批50户，第四批混合所有制改革名单已确定，数量超过100户。混改范围扩大，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户数占比达到70%，省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户数占比达到56%；2018年，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新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2880户，其中，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户数达1003户，地方国有企业新增1877户。混合程度最高的5个行业是：房地产、建筑、建材、通信、矿业。
季晓南谈到，当前混改的难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面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二是不同的企业要找到不同混改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比如，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双方混合的积极性，有限的民营资本怎么和巨额国有资本相匹配，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上的差异，能否通过混改达到统一？包括内部员工如何持股，员工的稳定，另外包括垄断行业如何改，体制机制，国有企业原来的体制机制如何适应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产监管如何适应，资本市场如何支持？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是重要的问题，混改后的企业党建工作如何开展，经济制度如何坚持？”季晓南强调应重点学习，11月12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季晓南提出，布局和结构不合理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不合理，影响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影响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一批大型民营企业通过股权转让或减持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有大型企业的重要股东，中国联通(5.78 +0.52%,诊股)、东航物流等的混改都为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提供了重要机遇。因而混合所有制改革蕴藏六大投资机遇。一是参与国企改制重组、增资扩股的机遇；二是国企转让或减持国有股带来的机遇；三是国企参与民企转让的机遇；四是垄断行业改革带来的机遇；五是转让特许经营权或购买公共服务的机遇；六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遇。“当然，仅有集团公司的产权制度改革还不够，同时需要解决‘一股独大’问题，使非国有股产权代表进入公司治理。我相信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度的加快，范围的扩大，对于民营企业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希望大家抓住机遇，积极参与，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发展。”
实业、资本、发展、治理：促进产业可持续繁荣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现状，该怎样理解和应对？新时代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在以《面向2020，再论真实繁荣》为主题的主旨演讲中，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读。首先，需认识到经济增速放缓，物价压力加大。回溯经济增速不断回落的原因，潘向东总结了四点：规范经济发展带来的不适应；前期强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遗症；经济转型本身意味着经济增速回落；上个世纪90年代的改革红利在衰竭。如何提升潜在增长率？“要从根本上改变，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周期，只能是从改革着手。”
图为：新时代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潘向东
潘向东提出，改变方式之一：激活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发展了，更多的居民参与到这一市场中来，会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就可以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科技立国，要打通闲置资本、海外资本与“高技术”研发之间的通道，最佳的选择也是依靠资本市场。而全社会资金大部分都沉淀在商业银行系统，因而需要把商业银行资金与资本市场的通道打通。哪怕设定商业银行只能以1%的总资产投资权益性产品，那都可以为资本市场提供2万多亿元以上的资金，这将对市场起到巨大的提振作用，而且可以把金融定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有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改变方式之二：加快城市化，启动内需。在他看来，未来中国城镇化率水平具有提升空间，劳动力也有可能会出现再次上升的情形。中国目前农业人均增加值与人均GDP的比重相对较低，只有0.19，远低于发达国家。如果能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按照现有产值计算，在农业人均增加值与人均GDP的比值达到1时，可能会释放80%的现有农业劳动力，我国现在农业劳动力1.4亿人口，未来可能只有0.4亿人口从事农业，可能释放1亿劳动力。而同时，土地市场的盘活，可拉动农村消费，是城镇化的关键，可激发城市化加快。
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投资机构也面临新挑战与机会。中国母基金联盟秘书长、水木资本董事长唐劲草，在题为《母基金与上市公司的协同发展》的主旨演讲中表示，我国现有资本市场体系受限，债权融资不适于具有轻资产、高风险、孵化周期长、缺少确定性现金流等特点的高科技企业，现有二级市场股权融资普遍设有盈利门槛，或难以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有效支持。而二级市场上科创企业直接融资受限，也衍生出一级市场投资人退出难的问题，对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合理发展形成桎梏。
图为：中国母基金联盟秘书长、水木资本董事长 唐劲草
唐劲草提出三点母基金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方面的新思路。一、对于市场化的基金，大的策略是在母基金设计里面采用比较灵活的方式，结合新设立的子基金、接盘基金、上市公司并购基金，周期做错配，保证3-5年内有比较合适的资金回流。二、对于政府引导的基金，则以省政府基金为试点寻求GP和政府的平衡，不仅要从产业流向去切入，希望GP撬动全国的已投项目的资源，对于反投的定义也放宽很多，从只能投区域内注册的企业，投区域内有分支机构的企业，放宽到现在区域有子公司分公司。三、如果有好的项目，可以推荐或者落地到母基金，随后再通过基金的形式，给予一定的支持，而且是没有上限的。如果项目足够大，资金支持也会跟着加大。“回归理性，回归商业本质，回归到价值投资的正确轨道上来。政府引导基金还是要发挥在资本市场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基石的作用，要维持好这个经济。从目前整个行业来看，振荡会加剧，但它给了我们巨大的投资机会。传统产业必定会受到冲击，但是新兴产业肯定会蓬勃兴起。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于所有的GP来讲存在巨大机会。”
寻求面向未来的发展，是企业的核心命题。在当下，如何更有效率的创新与协同，正是促进发展的关键点。国信证券(11.81 +0.94%,诊股)监事会主席何诚颖主持了“创新与协同：促进产业可持续繁荣”的未来企业对话。“创新对一家企业而言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是基础的和必要的条件，因为当下全球企业的竞争极其残酷。”开润股份(32.00 +1.27%,诊股)董事长范劲松同时提醒做好人才建设，“最痛苦的是组织人才建设，因为组织人才建设没法靠天生的直觉，需要靠系统训练才可以。”回天新材(10.39 +0.58%,诊股)董事长章锋认为科研人员如何激活很重要，“我们是一家新材料研发公司，对我们来说，创新核心是通过制度创新、机制活力把研发人员的干劲儿激发出来，让他们对标竞争。现在在一些细分新材料领域，中国唯一能够和跨国公司竞争的就是我们。技术、活力、机制、商业文化创新激活了，我们的利润就一直增长。”在相对传统的土木工程建筑业，创新如何转化为利润？山东路桥(4.49 +0.00%,诊股)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新波表示本末要清晰，通过创新提升企业的单元竞争力，这里有个关键点就是规模效应。一旦在创新的效率基础上形成规模效应，自然而然就转化成了利润。
图为：“创新与协同：促进产业可持续繁荣”的未来企业对话现场
从“竞争”到“竞合”，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断演化。当下，“协同”已然成为发展的关键词。“协同合作应该是一个必然的方向。”电子城(4.16 +1.22%,诊股)集团副总裁杨红月表示，通过企业间的协同与合作，能够发挥资源的最大价值，取长补短，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基石资本合伙人李小红从投资机构的角度提醒，“未上市公司要解决创新的深度问题，就是要掌握一个硬科技。硬科技怎么理解呢？就是不能有黑盒子。不论做硬件还是软件以及工艺算法，如果有一些东西打不开，这个创新一方面是做不出来，第二做出来了以后，迭代和往下一步的发展就非常难。”
面向未来，在经营与利润之外，此次论坛多次讨论ESG、社会责任与责任投资等可持续发展问题。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助理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傅昌波主持了“社会责任与责任投资：寻找最大公约数”的企业公民对话。他认为，上市公司是巨大的力量，通过这个群体践行新型的企业社会责任，将引领新商业文明新的、好的转变。中国投资协会农业和农村投资专业委员会会长胡恒洋认为，社会责任应该融入到发展当中，工商资本进农村，有资本优势，有技术优势；农民有土地优势，有资源优势，还有劳动力优势，这是资本、技术和资源的结合。痛点是，在发展当中要考虑到怎么和农民建立紧密的连接机制，不要忽略对农民的利益保护；广誉远(14.57 -0.48%,诊股)董事长张斌表示，作为中药企业，从企业公民的角度来说，要考虑的地方很多，如做好药、实现股东和员工价值等。他认为，结合业务来考虑可持续更有意义，如广誉远对于野生药材的“保护性利用”，通过技术和改良，保护野生动植物，寻求原生本质与可持续的和谐；滴滴首席数据科学家谢梁认为，共享经济平台对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有很强的牵引力和带入力，如带来了整个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图为：“社会责任与责任投资：寻找最大公约数”的企业公民对话现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张承惠表示，ESG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一个理念层面，“如果从全国普遍的角度里看，我觉得还没有真正落地，最多的是脚尖落地了。ESG的理念落到实处，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还有行业协会，都需要共同为这个目标来努力，我们的法律和制度也要跟上，法律制度的导向性并不是很强，需要在政府导向性行为上的调整。企业自身也要调整，把ESG理念嵌入到日常经营中，嵌入到企业发展战略中。可以回顾一下董事会有几次讨论这个问题？对机构投资者，怎么处理短期收益和长期价值的冲突？”贝莱德上海总经理陈婷表示，贝莱德通过执行股东积极主义，把ESG的理念不断的从海外市场引入中国，“第一，我们跟中国企业的互动越来越多。跟企业互动，让企业明白ESG对投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二，行使我们的投票权，有一些不利于ESG的公司，我们会用手中的股票勇敢说‘不’。第三，更加关键的是，跟社会各行各业，跟媒体，跟研究机构，跟市场的参与者，给大家倡导ESG投资的趋势和投资价值理念。期待日积月累的不断实践，把ESG真正的带到中国来。”
寻找最大公约数：产业变革中的媒体探索
产业发展与变化的背后，专业化媒体平台的理解与行动也是积极的促进力量。金融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志伟表示，“我们一直致力于真正讲述中国公司的变化和发展。比如ESG的研究，我们的上市公司研究院在2017年就已经较为创新的聚焦一些关键指标，如：企业的环境友好度、员工薪资、纳税、分红、精准扶贫投入等，把它们与对应公司的二级市场表现做对比，能发现一些有效的联动。这些，正是我们一直所强调的，‘与好行业、好公司一起成长’的数据与研究的基础。正如大数据对产业的影响一样，金融市场同样要对业务场景和大数据价值有新的判断和应用。金融界在金融科技驱动下持续输出多层次能力，如金融数据、智能资讯、智能资产配置、智能知识服务与投资者教育、智能风险识别与预警等业务。当前，我们已经为超过一千家上市公司、券商、银行等公司和机构提供持续的服务，熟悉经营、资本、金融等多个维度的重要业务场景，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赋能。”
金融界网站总编辑巫云峰则从媒体的角度阐述了财经媒体如何通过自身的平台作用促进整个市场的协同。他表示，金融界是价值的发现者、传播者、护航者、连接者和引路者。
图为：金融界网站总编辑 巫云峰
“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金融界都在努力打造一个生态，打造一个系统，希望能够连接上市公司、监管机构、监管部门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卖方分析师等诸多市场参与者，共同向价值发展进发。金融界是通向价值之路最信赖的通行者，是价值之路上您的力量。”巫云峰说。
在此次论坛中还进行了《数说高质Ⅲ：A股实业企业增长观察》报告发布。金融界上市公司部总经理、金融界上市公司研究院产品经理槐静在介绍中表示，如果要谈增长，那么最重要的增长之一应该是实业企业的增长，这种增长可以带来就业、消费能力、分红等更广义的增长，因此，需要共同关注到实业企业的增长这个关键问题。该报告通过对2014~2018年间，A股实业企业的经营与利润等数据的结构观察与分析，挖掘变化背后的逻辑，希望促进技术、资本等资源更有效率的分配，促进实业企业发展，进而带动整体增量。
延续议题热度，论坛期间还举办了“专业法律分享：聚焦海外集体诉讼与金融市场监管变化”、“探寻企业可持续增长”、“企业责任与品牌战略交流”等闭门交流，近百家上市公司代表与专家进行了深度交流。
同时，金融界2019年度“金智奖”价值评选结果出炉。在要素发展不断变化的当下，金融界持续以研究锚定价值，多维度挖掘价值企业。“金智奖”以严格的操作流程进行：充分讨论下的评选维度、力求以最全面和可验证的数据、辅以调研和对研究报告的再次挖掘、邀请专业的专家评委团队参与。此次评选标的范围是于2019年8月1日之前上市的中资上市公司和新经济与科创代表公司，秉承价值发展理念，具有优秀企业家精神与行动，秉承不断优化公司治理的理念，未因财务造假等问题受监管机构处罚。最终，评选出：企业公民、责任人物、年度产业观察、创新力量、创新力量共5个模块，18个奖项。
